这是博伊斯的第一次个人行为艺术活动。在这个作品中,他的头被蜂蜜和金色的颜料所覆盖,右脚底绑着一块钢制的鞋底,左脚底用毛毡鞋底。持续3个小时。在此期间博伊斯一直怀抱一只死了的野兔,不断地翕动着嘴唇作诉说状,仿佛解释自己的图画作品。右脚的钢制鞋底象征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左脚的毛毡代表精神世界的温暖。蜂蜜则涵盖了生命的强制性,是对博伊斯的宇宙论中创造成品的比喻。该创作包涵了对艺术的不恭敬的理解,以及对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的阐述。
《曼陀罗/白色花朵一号》在2014年以4400万美元的价格定槌,使欧姬芙至今保持女艺术家中单幅画作拍卖价最高的记录。这幅画反映出欧姬芙卓越的绘画能力,这朵平凡的白色茄科植物小花被无限放大,极近距离的观感让原本微小的它无法被忽视,细腻的笔触将花朵变成耐人寻味的空间,观者不由自主地思索这朵花有怎样的故事。
卢齐欧•封塔纳的《空间概念(Concetto Spaziale)》估价为600万至800万美元。其最著名的艺术贡献在于其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他是空间主义的创始人。1949-1950年间,封塔纳开始刺穿其画布。“弄出一个洞来”,他评价道,“打破了画布的空间,好像在说:自此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喜欢的了。”他视其空间观念为一种乌托邦形式,游弋于绘画或雕塑的物质限制之外。发展这一观念,他将孔洞与厚涂结块的颜料结合,认为这是一个途径,鼓励物质与空间、寻常材料与空洞之间对话。至1950年代末,他回复其早期作品的简单处理,径直割破空白画布。“割破的”画布有些是当众创作的。刺穿画布,使封塔纳事实上打破了观者视线占据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通往其后的空间。封塔纳将其视为一种唤出的无限,声称“我创造了无限的一维。”
杜布菲于1961年创作的大幅油画作品《巴黎波尔卡》,不负众望,以248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于佳士得成交。随着这幅重要作品的成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法国艺术家的单件作品拍卖纪录竟提高了1700万美元之多(此前的最高纪录为740万美元)。在杜布菲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辩证:艺术—反艺术、形象—无形象、彩色—单色、立体—平面等等。他的创作过程往往忽视观众的存在,不理会艺术史的发展,认为创作不应在乎别人的眼光,却又希望艺术是让一般大众所共享的。
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创作生涯中,以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创作的许多教皇绘画无疑是其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个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根据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除此之外,还有譬如《教皇I-III》、《肖像研究I-VIII》、《小幅肖像研究》、《对“尖叫”教皇的研究》等等。培根的教皇绘画囊括了许多他绘画中的核心主题,譬如作为教皇形象的重要面部特征——“尖叫的嘴”。培根在二战后的艺术创作正值存在主义潮流的兴起时期,因此“尖叫的嘴”不同于其他面部表情的语境,蕴含了存在主义的意蕴——孤独、痛苦、信仰的丧失、大屠杀的阴影都在处在精心设置的语言框架中的鬼魅般的教皇身上凸显了出来。
这件近3米宽的巨大动态雕塑作品,是考尔德户外作品中最大的一件吊挂作品。1952年,考尔德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雕塑大奖,奠定了他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考尔德创作出近百件活动雕塑,以及 200多件站立动态作品。他的艺术创作领域广阔,从巨大的钢铁雕塑、绘画、挂毡到精致的宝石设计,作品分布于世界各国的公共空间。考尔德的静态雕塑作品给人以蜻蜒点水般的感觉。
在奥巴马进行竞选运动期间,街头艺术家费尔雷利用奥巴马的肖像设计了一款红、白、蓝三色、上面印上“希望”(HOPE)的海报和贴纸,大受欢迎,卖出了数以十万张,令他声名大噪。甚至奥巴马还曾写信给他:“我很荣幸成为阁下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我也以获得阁下的支持为荣。”
2015年11月,佳士得“画家与缪斯晚间特拍”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槌,罗伊•利希滕斯坦创作于1964年的作品《护士》成交价达到95,36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6亿元,刷新了他的拍卖纪录。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表艺术家,利希滕斯坦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漫画和广告风格结合的绘画,借用当时大众文化与媒体的意象,利希滕斯坦用标志性色调和标志性大圆点(Benday dots)的手法来表现“美国人的生活哲学”。利希滕斯坦曾经说:我试着利用一个俗滥的主题,再重新组织它的形式,使它变得不朽。这两者的差别也许不大,但却极其重要。
安东尼•葛姆雷以创作英国最著名的公共雕塑《北方天使》而蜚声国际,这个富有争议的作品重200t,高20m,宽度超过波音747,位于纽卡斯尔城的入口处。葛姆雷认为基督教中灵魂永恒的概念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此刻,要将自己从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中解脱出来,这件作品就是他思想的体现。
艺术家迈克尔•海泽在内华达州沙漠的两个相对山峰上各挖出一道巨型鸿沟,一共移走24万吨的石土。有趣的是大多数关于《双重否定》的摄影作品并非从航拍角度完整纳入两道鸿沟,而是往往身处一个瞭望远方对面的另一个。双重否定字面上理解是两道鸿沟,然而也是一种终极的指代缺失与彻头彻尾的虚无。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自己在世界中的消失?海泽在作品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这件名为《美国》的装置艺术作品,具体形式是一尊24K金打造的马桶,如今就安置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的一间厕所里。这件作品打破了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疆界和艺术品 “仅供观赏,请勿触摸” 的惯常行为藩篱,提供了一次让观众与作品“亲密接触”的机会。进入卫生间后,人们究竟会以何种态度对待这尊金马桶?这种态度也属于作品的一部分。将低级趣味与黄金的浮夸熔于一炉——以艺术品的形式,为社会金字塔塔尖和塔底的人群牵线搭桥,让这些生活状态迥异的人们找到一个完美的交汇点。
位于芝加哥世纪公园的“Cloud Gate”是卡普尔的一件代表性作品。芝加哥人把它称之为“豆子”,因为它的外形酷似一颗豆子,这颗豆子是由多块不锈钢板高度抛光焊接而成的,整个雕塑高达33英尺,重量为110吨。“豆子”的姿态柔和简约,让人看了之后唤起了内心的温和情感,芝加哥的城市景观投射到这颗豆子上,豆子的弧度,凹凸,和图像的反射将人的感受引领到另外一个层次。豆子具有的柔和幅度在与周围景象兼收并蓄之后,产生出了一种超然的力量。在这件作品里,卡普尔强调作品和周围空间达成一种交流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豆子”本身。这件作品充分的体现了卡普尔对作品营造出来精神空间,和空间进行交流的意图。
埃利亚松在美国纽约东河上实施了轰动一时的《纽约瀑布》。瀑布的主体是四座巨型的金属支架(基本与自由女神像同高),分布在东河区域相近的四个地点,采用类似喷泉的技术使水流循环喷涌,注入纽约的东河之中。这些动人心魄的巨大人工瀑布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纽约东河沿岸增色不少。这个项目的预算是1500万美金,也是自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德夫妇的《中央公园大门》以来造价最贵的公共艺术作品。埃利亚松对自己这件作品的解释是:“它能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水。不仅仅是水本身,还有水的价值。”
蔡国强一贯喜欢用动物的图像进行创作,而《撞墙》这一作品选择了最凶猛的狼来表现这一剧烈的冲撞也许再适合不过。在艺术家看来,狼代表凶猛和勇敢,它们的力量常常来自群体的团结精神,但当这种精神错用于对意识形态等的盲目追随,灾难将接踵而至。展厅中盘桓着99匹狼,99这个数字在东方哲学中代表着无穷、无尽、更代表着欲望。人性如兽性,艺术家用这99匹狼诉说着人的世界,这样一个无限往复的循环行为透露着无奈的伤感。
当人们走近徐冰的装置作品,第一印象是惊艳震撼。视觉上如此美丽的作品,但当他们近看时,却意识到根本无法阅读它的内容,而且所有文字都是荒谬的无意义符号。对于一位艺术家花三年的时间来创作如此莫名其妙的字符,这件作品本身就存在猜不透的魅力。
在里希特“照片绘画”的画作中,是曝光过度、对焦不准、模模糊糊的,而这种模糊却往往带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并非想在油画中精确展现照片原本的面貌,而是以模糊的图像,在作品中产生某种特性。在他1994年所画的《读报女孩》中,乍看画面清晰如同照片,但细看之下,人物的头发、报纸和背景物体,都有虚幻的神秘感。像这样的读报主题他还画过多幅,只是从正侧面转换为背侧面,画中的人与物都模糊不清,到了抽象化的地步。这种模糊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虚,而是照片焦距没对准之感。然而这样的摄影作品被画成油画后,却变得非常打动人。这种打动人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绘画的技巧,也来自于画家对于素材的选择。从而使观赏者在这些“模糊”的作品前会产生一种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的疏离感。
在2013年苏富比进入亚洲40周年晚间拍卖中,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成交价不仅刷新其个人纪录,也成功问鼎首个过亿元的亚洲当代艺术作品。该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曾梵志最具标志性的“面具系列”的晚期作品。作品取材于达芬奇的同名作品,以恢弘的气势捕捉了中国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在沉睡间》表现的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24位女性随性、安详的沉睡在整洁纯白的床上,带出了一份特有的安宁。但在这个安宁的空间中,杂乱无章的穿插着千丝万缕的黑线,它们交叉、缠绕并将24位女性所躺之床相连,让整个房间又有了份不安乃至恐惧,隐约的感受到《恐惧与颤栗》中的一句经典话语“为不安者才能得安宁”。如果是其艺术作品,此时我们会去疑问“艺术家通过此种方式具体想去表达什么?作品中的黑线、床、沉睡中的女性又代表着什么?”但在盐田千春这里,这些疑问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存在。此时,即使你懂与不懂她作品中的具体含义也不重要,因为她已经通过作品的气场触动了你的感观系统。
《伦敦图片》是吉尔伯特和乔治二人组合最大规模的系列作品,2012年在香港白立方画廊展出其中的22幅作品。该系列中的192张图片来自二人花费长达6年时间在伦敦的街道收集的4000多张小海报的照片,当中还有一些海报是搞怪的两人偷来的。他们是公认的行为艺术先驱者,反对艺术精英论,主张艺术要接地气,要为普通大众服务。
2012年,克里德发起活动《作品1197号:全国所有钟﹑铃以最响﹑最猛烈的方式鸣响三分钟》,这件作品被安排在当年7月27日上午8点12分敲响,以此预报伦敦奥运会的启幕。当时,伦敦大本钟首次敲了40多次,是自1952年乔治五世葬礼后首次不依照规律敲钟,另外皇家海军及其辅助舰队、国会、和数以千计的公众都参与了这场钟摆合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克里德称这个疯狂的想法源于其创作“公共音乐作品”的愿望。他说:“我觉得钟﹑铃是最响的乐器,所以在公共环境中最宜用来发声,从很远的距离也能听到。而当我开始进行这计划时,发现很难在那种从几英里外便能听到的大钟与小铃铛之间进行一个划分,所以我决定干脆来个‘钟铃齐鸣’。”克里德将这件作品视为“一件特定情境下的音乐作品”。
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旗帜》(1954年-1955年),此作品是由他梦见的美国国旗所启发而作的。琼斯的突破手法是艺术家本人通过艺术创作,对已定义物件的再定义,从而展示一系列除此件事物本身含义以外所带来的熟悉的引申含义。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抹去事物原有主旨,换句话说,美国国旗和琼斯所创作的旗帜虽然共享统一图像,但是本质已经完全不同。琼斯将物件重新创作并赋予作品新的中立含义,所以从艺术的角度,同样是美国国旗,琼斯油画令人神往的精细表面作为一个表面而存在,而并非国旗。在旗帜被创作20多年以后,琼斯的油画表面已经和比如说,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 或者Robert Irwin的光作品拥有同样的含义。
1960年3月9日,因“克莱因蓝”声名日隆的克莱因在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举办了行为艺术展《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他邀请了九位音乐家到现场演奏 《单调交响曲》,这是画家为了这场show“特制”的曲子,音乐家每20分钟只弹奏单独一个音符,然后沉默20分钟继续。现场三个美丽的裸体模特儿变成了 “活画笔”,在克莱因的指挥下,她们用涂满了颜料的身体,在地面和墙上的画布上翻滚按压,直至画布上的图案变成画家满意的“杰作”。这场行为艺术展让大家对克莱因充满了争议,而他却不在乎,“什么是感觉?感觉就是存在于我们自身存在之外,但又永远属于我们的东西。生命本身并不属于我们,但我们的感觉让生命属于我们,我们用感觉来感受生命。感觉是宇宙,是空间,是大自然通用的货币,我们可以用它来购买‘元物质’状态的 生命。想象力是感觉的交通工具,张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可以获得作为绝对艺术的生命。”的确,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34年,但已经得到了绝对艺术的生命。
《苍白的不只是你》是贾蔼力颇具代表性的大型三联作品,装置与绘画相结合。戴着防毒面具的男子站在废墟中央,背上长着一双黑色翅膀,远处一张空置的病床徐徐冒烟,画作前方悬着一张白色木椅子。刚劲的线条从画面中向外爆发,充满力量,满载死亡意象的视觉语言却处处暗示着绝望的叫喊。幻想中的末日废墟投射着年青一代悲凉的心理景象——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当代,留给我们的一无所有。在2012年香港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春季拍卖会上,这件作品以550万港元成交,打破贾蔼力以往的优异纪录,也足见70后艺术家市场雄起。
成吨的废旧衣物堆积成山,悬挂于“山峰”之上的是一个巨大的起重机钩爪,无人操作,却不断重复着抓起衣物又再抛下的动作。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 2010 年的巴黎大皇宫,波尔坦斯基将它命名为《无人》,法语 Personnes 有着“人们”和“无人”的双重含义。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称:“命运起重机倾倒的那些无人认领的衣服,实际上属于每一个人,时尚和色彩的差异在此变得微不足道。人类的痕迹是如此可笑地相似,没有谁能幸免于终会消亡的命运以及茫茫的未知。”
同孙逊的其他实验动画作品一样,《21克》的所有画面都由手绘完成。在27分钟的时长内,黑白灰三色建构起一个旁系的世界(重组后的地球七大洲四大洋),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具有某种并行不悖却又丝丝相联的关系。戴着黑色礼帽的魔术师(“合法的说谎者”)这个屡屡出现在孙逊作品中的形象,使历史的真实性话题再次被强调。正如艺术家多次阐释的,政治出于其与历史的接近而成为他作品中反复涉及的层面,而他真正所关注的是“何为真实”,而非政治本身。在他一贯的创作中,意识流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在错综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根本问题这一模糊又艰巨的工作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让人随之逐一检验个人意识中的历史参照系,进而退出来,系统地考察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没有男人的女人》是谢琳•奈沙特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影像计划,包括了5部录像短片和一部电影。影片根据伊朗女作家Shahrnoush Parsipour的同名小说改编,背景设在了1953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中情局介入并主导了政变,颠覆了当时的伊朗政府。小说很快遭到当局封禁,作者也因此被送进监狱。谢琳•奈沙特表示:“我没有兴趣去拍一部历史纪录片,但我觉得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很有趣,对我也是一个挑战。但在电影中,历史背景将比录像中更为突出。”
海景作品呈现出各种各样水的造型,同样以一种简单的构成令人迷惑:地平线均匀地将天空和水面一分为二。在强调这些自然元素时,杉本博司似乎在真实面前垂下了面纱,在有形的物体上加上了观念,将大海回归到其本体的水和空气的状态。尽管几乎是抽象的,几乎神秘的几何构成,同时从一幅画面到另一幅画面不断重复阴阳关系,从世界各地的海洋到海洋,大海终于回归了人类未曾触摸的原始状态。杉本博司的海景不再是海的照片,它们最终成为从黑暗的过去升起的某种东西,是一种时间机器捕获的超越我们存在的视觉,那些海的物质如水和空气暗示我们生命的起源。
《白雪公主的小矮人》,是艺术家正在进行的项目作品《白雪公主》的延续。该系列作品就摆放在其原型粘土雕塑旁,这些原有经典迪斯尼角色的损坏重塑版本雕塑呈现了对人类动力的和欲望的现代解释。观察作品,雕塑的创作过程痕迹和最终作品一样明显,展现了麦卡锡疯狂充满激情的创作过程。童贞和轻浮总是与成人世界相冲突,作品明确的主题赋予了这些人物形象永恒的角色。
1981年,受美国Art-in-Architecture项目的委托,理查德•塞拉在纽约联邦广场创作了巨型钢铁雕塑作品《倾斜之弧》Tilted Arc(长约37米,高约3.7米),然而这一体积庞大的“铜墙铁壁”却遭到公众的排斥并引发争议,原因也很简单,广场区域多为政府办公区域,人们本来直接穿过广场就能直达办公室,作品被安置后,却要绕它走一大圈,阻碍了行人的通行。为此,艺术家、业内专家与公众还展开四年之久的诉讼拉锯,遗憾的是,艺术家最终败诉,为广场量身定做的《倾斜之弧》也被拆除。虽然艺术失败了,但这件作品成为理查德•塞拉的代表作之一,该事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们思考当代艺术的切入口,当代艺术、公众艺术如何应对公共空间与受众之间的冲突,前卫与大众如何在悖论中共存。
两只木制的活动关节巨手,一只悬置在空中,一只支离破碎,散落在地。十五只无头的野兽标本被安置在巨大的竹制笼子,或者说是马戏团帐篷的骨架内外。动物颈上的切口用红色织物裹住,仿佛鲜血在涌出的那一瞬间凝固。黄永砯的这一大型作品《马戏团》于2012年创作于纽约,构思与玛雅人预言世界末日有关。对于末日的关注让黄永砯思考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话题:如果世界还能存在一百天,这一百天你要做什么?也许你会对重要的、次要的、琐碎的事进行排序。与此同时,末日也意味着拯救的开始,一系列东西重新开始,最高的权力瞬间由一个无形的手或者是上帝的手改变。在此,黄永砯借用巴纳姆马戏团的寓意,用艺术再度上演了一场马戏团的大戏。这场大戏或许有着多种语义:这是一个无头兽马戏团?这是无头兽们在参观木制的手操纵的悬丝傀儡戏?或无头兽代替人的位置,或成为人的化身?
《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是邱志杰于1990-1995年间创作的。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在同一张宣纸上反复书写了一千遍,最后使纸上出现一片混沌。他这样做本来是想用愚公“挖山不止”的行为方式与传统书法之间进行对话,结果不仅暗示了对传统的无限重复只会毁灭传统的观念,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和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解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的创作中,艺术家还将新兴的艺术载体与中国传统的媒介相结合,这既使他的作品极有中国特点,也拉开了与西方当代艺术的距离。
《打卡》是谢德庆在一年之内的记录,1980年4月11日,他开始打卡——每个小时,他都要准点打一次卡,一天24小时,整整持续一年。作品的意义在于瓦解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展出时包括一张海报、一份艺术家的声明和见证人声明、漏打卡纪录、一部打卡机、三六六张记时卡片、十六厘米影片和谢德庆的「工作服」等物品。
《潜伏的蜘蛛》这件作品高度接近3公尺,最长直径超过8公尺。蜘蛛象征着她的母亲,作品虽然庞大但走近就能看到艺术家将钢材质雕刻得极为细致。在布尔乔亚的童年记忆中,母亲以修复挂毯为职业,对布尔乔亚来说织布机与缝纫针具有修复的力量,她也是透过艺术编织出与外界的联系网,同时也是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安全网。蜘蛛的躯干与细长的腿呈现螺旋扭曲在一起的形象,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关系。在高大的蜘蛛庇护之下,人似乎可以获得一种在母胎中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