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宣传画的市场价值在哪里?
2018-12-06
来源 : A&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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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毛泽东突然离世。石家庄军政干校(现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宣传画美术兵,19岁的李少民接受任务画一幅黑白的毛主席像,用于当地的追悼会。“我马上绷上一个大画布,大概两三米,就开始连夜赶制这张黑白的毛主席像。我大概用了一天一夜就画完了。”李少民回忆道。然而,当时的他没有想到,多年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克萊斯勒美术馆(Chrysler Museum of Art),他举办了自己所收藏的中国宣传画的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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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民在为所在单位画毛主席追悼会所用的黑白画像。1976,石家庄。毕文成摄影


如今李少民已经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专业的教授,也是文革宣传画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宣传画也已经有十几年。近些年开始,中国的宣传画在艺术市场渐渐流行开来。从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在1995年嘉德拍卖会上拍得605万元,到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在2009年嘉德春拍得795万元,再到今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宣传画邮票以1380万元成交,成为全世界最贵的邮票。


此外,许多美术馆也开始收藏包括宣传画在内的红色经典藏品。龙美术馆的创办人王薇就是红色经典的收藏家。龙美术馆在2016年举办了红色经典艺术大展,展出了宣传画,油画,版画等红色经典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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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


虽然越来越多宣传画在拍卖行以高价成交,但事实上,中国宣传画更多的流通渠道以各大古玩市场以及网络为主,并且作品以中等水品的印刷原品为主。另外,由于宣传画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被大量的影印,一般市面上的成交价格以几百块到几万块不等,很少能够卖出真正的高价。中国宣传画在艺术市场层次不齐的表现,以及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殊性,不禁让人发问,中国艺术宣传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宣传画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他的中国宣传画研究的文章中写道:“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纵观历史,中国宣传画在中国在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宣传画最早兴起于1930年代,最开始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用于鼓舞斗志。当时的宣传画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以版画为主。而如今这些抗日题材的版画每幅的市场估价在10万美元以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画正式踏入中国艺术主流。由于当时文盲较多,这种以醒目的形象,激情简短的文字口号组成的极具感染力的画作成为了国家宣传政策和统一大家意志的重要媒介。陈履生的研究报告写道1950年至1957年,国家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而195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宣传画数量是前8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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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琼文的《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遍台湾》在1950年代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然而,中国的宣传画真正的巅峰是在1960年代的“十年”文革。此时的宣传画的疯狂已经到了“畸形”的地步。黑白红,毛主席像,战斗性几乎是标配。“画毛主席像不是很难,当美术编的,成天到晚,最大的工作就是画毛主席像。”李少民说。不仅是画宣传画的美编,当时几乎是全民皆画,宣传画在各个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而宣传画在此时的印刷量达到顶峰。其中,刘春华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宣传画印量高达近亿张。


曾经的辉煌落幕,现在看来剩下的价值到底有多少?


上海武康路总统公寓的一间地下室,是许多来上海旅游的外国游客的必去景点之一,甚至是国外知名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上推荐景点中的前十。然而,连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里是上海宣传画艺术中心。上海宣传画艺术中心是由杨培明所建立的,主要展出从1920至文革时期的各类宣传画。来这里的九成以上的观展人都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宣传画可以满足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好奇心,宣传画背后的历史意义也许胜过宣传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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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传画艺术中心


陈丹青在BBC的文章采访中分析说:西方理念主导的当代艺术最需要的就是“主题和符号”,而在当今中国能够进入西方的文化符号“很贫乏”,因此就出现像毛和文革这样的符号就会被西方宣扬放大,以及没有自身强化符号的中国以至亚洲文化单方面被西方消费的命运。


中国宣传画,这种充满了西方人所认知的“中国符号”的作品,不由分说的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不管是在北京古玩市场潘家园的专卖宣传画的小店,又或是在上海宣传画艺术中心的礼品店里,许多外国人都愿意出几千元买画。李少民告诉我们,在潘家园,只要有毛泽东头像的,或者是有江青,林彪等历史人物的宣传画就卖的特别好。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一般宣传画由几千元卖出时,像《伟大的长城》这类画面突出的是毛主席和林彪的作品,成交价可达3万元。而像《毛主席去源安》像这样有些图不达意的画,在外国人看来站在山间路上的毛主席就像是他们宗教中传送福音的上帝使者,充满了符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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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华 《毛主席去源安》


如果更深层的看,也许宣传画的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这种带有“政治反讽”寓意作品的喜爱。当年的宣传画,现在看来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的讽刺。李少民认为宣传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和现实相反。例如,文革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宣传画《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画中选定的女孩形象—大连工人被创作者单孝连画的非常丰满,然而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


长期研究西方美术史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黄河清也在BBC的文章采访中提到:西方有人出来捧文革宣传画和文革题材当代艺术,就要像当年捧前苏联后期的SOTS艺术一样,真正目的是利用来像讽刺当年苏联一样讽刺中国。而很多商人,正是看到了艺术宣传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商业性,以此来炒作中国的宣传画。


即使如此,中国宣传画的价值不能被否认。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了中国1950到1982年的宣传画89幅,而威斯敏斯特大学更是开设了中国宣传画的收藏馆,收藏了800多幅相关宣传画,以此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的重要资料。


而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像李少民这样生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宣传画是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我之所以喜欢宣传画是因为我在这个环境长大。我对这个画有感情,一看就能想起当时的历史。但是这不等于它在艺术历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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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克萊斯勒美术馆中国宣传画展会现场 李少民摄


确实,如果我们要讨论宣传画的艺术价值,也许它并不高。在20世纪初,由于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从写实主义推进到抽象主义。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宣传画依旧还是和西方1850左右的风格类似,以写实为主。“画的像”是当时的唯一标准。以艺术创作角度来说,中国宣传画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品。此外,50年代的宣传画更是大量模仿了苏联和波兰的意识风格,很少有自己的原创风格。


在立意方面,宣传画的创作者们很难有发挥空间。主题和绘画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基本上是党让画什么就画什么。李少民谈论他的宣传画绘画经历说:“我们经常就是画好人好事,宣传政策,画大幅画。宣传画没有太多的创意。比如学校开学了,画画新学园,再画几个人招手鼓掌,有主题也有模版。”


虽然宣传画在艺术创新上和立意上没有太高的见识,但是宣传画在艺术功底层面还是有一定的造诣。在1950年代,宣传画已经初见规模,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求,大批纯绘画的画家也转画宣传画,当时的作品包括油画家邵晶坤的《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学习》、国画家蒋兆和的《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等等。当时的各级美术院甚至开设了宣传画的专门课程。正因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最为珍贵,收藏价值也更高。


结语:


纵观历史,中国宣传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当今的世界,有人对它充满了好奇,有人把它当做回忆,有人将它看作商机。那些画有历史事件,画面艺术感好,印刷量少,出自名家之手的中国艺术宣传画确实可以作收藏考虑。但更多的一般大量影印的中国艺术宣传画的作品可能在市场上的价值并不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艺术宣传画是上个世纪动荡年代的历史印记。就像李少民,时过进迁,当年轻人已经渐渐忘记时,他希望通过中国宣传画的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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