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版“桃花源记”/高更
2018-10-30
来源 : A&C Foundation

高更,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然而其知名度却不及后两人。并且每每提及高更的名字,一定会加一个前缀——梵高挚友,似乎只有这样,大众才会看在梵高的面子上来看高更两眼。但其实高更的艺术水准与心境绝不在梵高之下。2015年,高更的一幅《你何时结婚》曾在当时创下世界最贵艺术纪录,虽然在去年这一消息被指控是价格造假行为,没有报道里3亿美金那么高,但2.1亿美元的出价也着实不低。今天我们就将视角切至高更,来看看他的艺术人生是怎样跌宕起伏,独具精彩的。


野性的启蒙


高更出生在法国一个极具革命性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记者,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先锋,外祖母是一位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的家庭因法国政府压制出版自由而选择了离开巴黎,前往秘鲁。在迁移过程中,高更的父亲因病去世。直到1855年,法国政治局面稳定之后,高更一家才回到法国的北部。童年时漂泊失所,远离故乡的经历深深的影响了高更,也让高更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而不是仅仅将目光投向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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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自画像


1867年时,高更的母亲去世,他被托付给了一位富有的艺术赞助者和收藏家居斯塔夫•阿罗萨(Gustave Arosa)。也因这位收藏家的影响,高更开始接触浪漫主义画作、现实主义画作和印象主义前期画作。这些阿罗萨收藏的优秀作品对高更之后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更从法国海军退伍后,经由阿罗萨的介绍,进入了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一名股票交易师。随后,高更与一位丹麦女性梅特•苏菲娅•嘉蒂(Mette-Sophie Gad)结婚,并养育了五个孩子,他们一家也从巴黎搬到了哥本哈根。当时的高更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形象:成功的来自巴黎的商人,年收入达三万法郎,在郊外拥有一个住宅,有着聪慧的妻子与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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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


优渥的生活条件成为了高更收藏艺术的经济基础,他也在闲暇时间自己画一些印象主义风格的画作,例如下面这幅《水果盘与柠檬(Still-Life with Fruit and Lemons)》 (1880),也因此他被称为“星期日的画家”。除此之外,高更会经常造访画廊,结识艺术界人士,渴望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同。后来高更还租了朋友的工作室用于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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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盘与柠檬(Still-Life with Fruit and Lemons)》 (1880)


然而,好久不长,高更的中产阶级生活仅仅维持了11年。1882年,法国金融危机爆发,高更丢掉了工作,由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在失去工作之后,高更一直在寻找新的谋生方法,最后,他内心对于艺术的向往与热情使他最终决定回到巴黎,并以画画为生。


受挫的欧洲艺术生涯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高更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艺术方面却下了许多额外的功夫。高更25岁才开始学习绘画,但仅仅三年后就以《维罗弗莱风景》入选沙龙展。不久之后他遇见引路人毕沙罗,开始收藏马奈、塞尚、雷诺阿等人的作品。


虽然他的正业是证券经纪人,但是闲暇时间却全部献给了艺术。高更从31岁起便开始参加印象派画展,从第四届一直参加到最后一届。在第八届(最后一届)的印象派画展上,38岁的高更参展了19幅作品,与修拉大受好评的《大碗岛的星期天》挂在同一面墙上。当时的高更虽算不上功成名就,也算不上是一个完全不得志的画家。然而,高更并不想当一个简简单单的画匠,而是渴求在艺术上有更多的造诣。当时的欧洲画坛显然并没有回应他的这些期待。


除了个人艺术成就不尽人意,高更在友谊上也波折颇多,其中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无疑是高更与梵高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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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笔下的梵高


高更作为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当时同样不得志的梵高互相视为知己。在1888年,梵高邀请高更来到自己的黄色小屋,共同进行艺术创作。然而,因为距离产生的美好,在二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却成了噩梦。起初,他们的相处还颇为和谐。然而梵高对于高更却一直处于一种敬仰与崇拜的心态,长此以往,高更也习惯了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高更常常以老师的姿态指导梵高的创作,批判梵高的作品不足之处。梵高也本能地反击高更的指责,由此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梵高有一系列的名为《椅子》的作品,其中就有《高更的椅子》和《梵高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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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高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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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的椅子》


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节省开支,梵高给自己买了最为廉价的座椅,造型简单、材料朴实,体现了梵高崇尚简约自然的个性。画作的整体色调还是他心仪的蓝色和黄色,光线是白天明朗的阳光。椅子上面摆放了一只烟斗和一包打开的烟丝,这是梵高在孤独时用来麻痹自己的,反映了他落寞的心境。左侧背景中有一盆花芽初发的洋葱,象征着梵高对重新开始绘画事业的期许。


而高更的这一把扶手椅和梵高的相比可谓奢华,显示了高更在梵高心目中的领导地位。椅子上面摆放的书籍象征着高更的博学,一盏蜡烛更是把高更比喻为“指路明灯”。可蜡烛是倾斜着的,暗示了两人关系的不稳定。


暗潮涌动的情绪一直在两人之间。终于在某一天,陷入不稳定情绪的梵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忽然抓起面前的酒杯向高更砸去。第二天梵高清醒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是高更以此为契机,提出了离开的想法。在梵高苦苦挽留之下,高更勉为其难地决定多呆一阵子,谁知梵高情绪越来越不好,直到他拿刀割下来了自己的耳朵。高更终于因难以忍受而搬走,两人的艺术伊甸园的设想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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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画的《梵高画向日葵》


与梵高的共同生活的经历,让高更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喜爱人工改造过度的欧洲,梵高的居住地阿尔勒在他眼中只是平淡与死气沉沉的代名词。幼时目睹过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在召唤着他,尤其是那些尚未工业化的原始社会。


开启新篇章


为了寻找灵感,也迫于生活压力,高更在1886年来到了法国西北部欠发达地区的布列塔尼。布列塔尼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独自的语言、民族服装和宗教祭祀,这些均唤醒了童年时期,深深刻在高更心中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性艺术的憧憬。


高更最为知名与饱受赞誉的作品大多来自于大溪地期间创作的作品,异国风情和原始性艺术成为该阶段最明显的特色与标志。对于高更来说,大溪地的原始与神秘让他深深着迷,他认为“野蛮人”是受本能驱使,最接近自然本真的人,也是真正创作的源泉。


而当时传统的欧洲画作只不过是模仿,缺乏深度,相比较之下,非洲和亚洲的作品反而更有内涵和力量。他不满足于仅仅像镜子一样记录现实,而是追求有所艺术加工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画作。高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对于人类终极存在意义的哲学式思考,探讨了宗教能给人内心带来的充盈感,以及人们应当如何更加亲近自然。高更的一生都在不断背离着传统欧洲绘画风格,寻找一处热带天堂,能让他远离现代文明,接触到原始性风格。


在1891年,通过拍卖筹集资金后的高更第一次造访了大溪地,高更曾直言他去大溪地的原因就是为了逃离欧洲文明,讨论人造的、一成不变的欧洲生活。在最初的三个月,高更在大溪地殖民地首都塔希提生活,但是那里高昂的物价水平令他无法承担,三个月间的作品《苏珊•班布里奇肖像(Suzanne Bambridge)》也不能让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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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班布里奇肖像(Suzanne Bambridge)》


随后,高更不得不转移阵地到离首都45公里之外的偏远小镇马帖里雅(Mataiea)。在小竹屋里,高更以大溪地的风土人情作为对象,开始创作他后来最饱受赞誉的大溪地系列画作。高更被大溪地的当地文化所吸引,接触了当地的埃瑞奥伊(Arioi)社会,并了解到了他们的神奥罗(Oro)。由于大溪地并没有保存任何图像资料,所以高更完全依靠着自己的想象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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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作品《死亡的幽灵看着她(the spirit of the dead watches)》(1892)


在这段时间里,高更创作了许多后来被誉为杰作的画作,例如他的第一幅画大溪地模特的画像《带着花的女人(Vahine no te tiare)》。这幅画作后来被挂进了巴黎的古皮尔(Goupil)画廊,其余高更寄给巴黎赞助人的九幅画作都入选了哥本哈根的群展,与梵高的作品并列。来自市场的好消息鼓舞了高更,让他继续完成其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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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花的女人(Vahine no te tiare)》


然而虽入选了展览,但销售成绩一般,并且还失去了资助人。高更还曾经向一个展览投稿,展示了自己的大型陶塑,然而惨遭展览拒绝。


高更对于巴黎的艺术圈子感到失望、内心苦涩。同时,艺术上的不得志使高更穷困潦倒,最后,在一个朋友的资助下,高更再次踏上了大溪地之旅。这一次,高更再也没有回来过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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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作品《女人和白马(women and white horse)》(1903)


高更撰写的游记《诺阿•诺阿》里提到,他在大溪地很快从旁观者成了局内人,他学会了当地人的话,邻居不再把他当外人看待,赤脚行走,脚底长满厚茧,衣服穿得很少,几乎终年赤身露体,太阳再毒也不怕晒。他说:“文明慢慢从我身上消退,思想也变得单纯了”。


的确,在大溪地,高更在两性关系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当时拿着法国政府介绍信,并以白人殖民者形象出现的高更受到了当地许多土著女孩的青睐,高更每晚都和不同的土著女孩相拥而眠。高更在大溪地的第一个妻子特哈玛娜,年仅13岁;在第二次回大溪地时,与14岁的帕呼拉同居;迁到马克萨斯群岛时又与同样14岁的瓦可沃同居。她们都是高更的情人,更是他的模特,是大溪地创作的灵感来源。这样超脱道德标准的两性自由给了高更源源不断的灵感,也让他颇受后世的非议。


过世后才迎来价值高峰


和好友梵高一样,高更也终生未得到想要的认可,潦倒且病魔缠身地死去,没有任何人在意,但是在生后高更的作品价格却一直在走高,抵抗住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从未下滑。


一副名为《Te fare Hymenee (la maison des chants) 》(1892)的作品经过多次转手,从欧洲一路转辗到了美国,1936年在纽约,1940年在安纳波利斯,然后在1970年又回到了纽约。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1982年得克萨斯的收藏家安格•麦顿(Algur H.Meadows)通过佳士得拍卖,成交价为70万美元;仅仅6年半之后,1989年的苏富比伦敦这件作品价格居然上涨到了660万美元;之后2008年,佳士得以84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拍出这幅作品。分析1989年这幅作品突然升高的价格,这与当时市场上对印象派与后印象派作品的投机行为密不可分,2008年的拍卖价格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无可辩驳的是这幅画从1980年至1990年,价格进入了一个新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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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作品《Te fare Hym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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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作品《Te fare Hymenee》的市场曲线


高更作品越来越受到认可的原因还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专业美术馆和收藏家对其表示了兴趣。1913年里昂美术馆购入了高更的作品《芳香的土地(Nave Nave Mahana)》 (1896),也是第一家购入高更作品的法国美术馆。此次购入显示了首次公众对于高更作品认可,随后高更作品价格开始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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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作品《你何时结婚》


在不断高涨的行情中,也不乏趁乱炒作之事,倒也给高更的艺术增加了故事。在2015年的6月,高更的作品《你何时结婚》在一次私下洽谈中,经过艺术经纪人鲁道夫•施戴赫林(Rudolf Staechelin)之手,从一位瑞士的收藏家转给了卡塔尔美术馆(热门预测),以接近300百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当时,3亿美元的披露价格被视作为世界上已知的最高的画作售价,一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这件作品的价格在2017年的6月却受到了质疑,一位浸润艺术市场多年的经理人西蒙•德普雷(Simon de Pury)提起了诉讼,声称当时的价格应当是2.1亿美元,而不是报道的3亿美元。不知这件事如果被高更本人知道了,他会不会气活过来,毕竟自己当初可是为了艺术梦想放弃了金钱。


结语:


高更的故事就是毛姆那本著名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原型,不甘于当一个社会小齿轮和表面光鲜的中产阶级一员,同时内心收到了来自艺术的召唤,最后抛弃一切,不顾社会道德和规范,来到一个小岛一心追求艺术创作,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画出了一生中最为震撼的画作。从为人的角度来说,高更抛弃妻儿的行为算不上品格优异,但是他的艺术造诣却无可辩驳。正如《月亮与六便士》一书中所说,“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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